现在，证据已经是论语常用的语词之一。但是如何界定证据的概念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。中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。有人认为，证据是法官确认案件事实的“原因”;有人认为，证据是举证与调查的“结果”;有人认为，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“方法”;有人认为，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的“根据”;有人认为，证据是对案件的“反映”;有人认为，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“资料”;有人认为，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“事实”;还有人认为，证据是“事实材料”与证明手段的统一。总之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　　1979年7月1日实施的《刑事诉讼法》第31条明确规定：“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”。这是我国法律首次对证据一词作出的明确解释。1989年的《行政诉讼法》和1991年的《民事诉讼法》都明示或默示地沿用了这一定义。因此，在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，许多人将其作为界定证据概念的法律依据从而得出“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”这样的证据定义。

　　但是严格地讲，我国诉讼法上的这种规定并不是证据的定义，也是不规范的、不科学的。

　　(一)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

　　“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，都是证据”这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，即“所有S都是P”。在这个判断中，主项S是周延的，但是谓项P却是不周延的。这也就是说，所有S都是P，但是并非所有P都是S，因此这个判断中的主项和谓项是不能颠倒的。例如，我们可以说所有的“海南人”都是“人”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“人”都是“海南人”。同样道理，所有“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”都是“证据”。这并不等于说所有“证据”都是“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”。证据中也可以有不属实或者不完全属实的东西。由此可见，诉讼法上的这条规定可以理解为法律对证据采用的要求，即诉讼中使用的证据应该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，但是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未必能达到这一标准。或者说，诉讼中使用的证据应该是真实的，但是包括诉讼活动在内的现实中的证据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。

　　(二)从司法实践上看

　　在刑事案件，控辩双方及审判机关都可以收集和提供证据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举证，这些证据都可能有真有假，因此需要认真地审查评断。按照“不属实者非证据”的观点，控辩双方收集的证据显然都不称为“证据”，因为它们都存在着不属实的可能性。

　　实践中，审判机关审查判断之后用做定案的证据也会有真有假，否则就不会有冤假错案了。有时，法官采信的证据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假;有时，法官决定不予采信的证据又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真。

　　例如，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，一审法院委托法医对被害人进行人体损伤鉴定，法医鉴定后认为被害人颈部损伤出现窒息征象，其伤情构成轻伤。但法官经过对案件中各种证据的综合评断，法官认为法医鉴定结论不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，未予采信。我们能因此就认为法医鉴定结论不是证据吗﹖它是证据，只是没有被法官采信而已。事实上该案的二审法院又采信了法医鉴定结论，将其作为二审推翻原判的根据。如果是因为一审法官没有采信的被告人供述就说其不是证据，那么二审法官采信之后它怎么又变成了证据﹖同一个东西，一会儿是证据，一会儿不是证据，而且仅仅以法官是否采信为标准。这不仅否定了证据的客观存在性，而且否定了证据的统一确定性。其结果必然是证据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与司法实践中的混乱。

　　(三)从认识论上看

　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，世界是可知的，人类是有能力认识一切客观真理的。但是这不等于说世界上的事物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知的，即并不等于说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客观真理。

　　人们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识都属于认识的“个别实现”，都是“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”，都是不能无限期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。因此就每一个具体案件来说，人们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识都不是“绝对真理”，都只能是“相对真理”。或者说，人们对每一个具体案件和具体证据的认识都不是百分之百地“属实”，而是在不同程度上的“属实”，即是“拟制事实”。